七年前阿媽開完刀後，這幾年的照顧工作常由我及妹妹來負責，日常的換藥及手術後造口的清潔，都是複雜且每天重複多次的流程。較幸運的是，在我離開朝九晚五的啟智學校後，熱線的工作時間[1]及型態[2]承接了一般上班族較難配合的就醫時間，常在醫院裡看見其他阿公阿媽多由外籍看護帶來醫院來就診，我們這一對牽著手進院的祖孫倆常引起候診室內其他人的注目，而我更是緊緊牽著阿媽的手，宣誓著我們倆人是對幸福的祖孫。進到診所，除了要跟醫生報告阿媽上個月的健康狀況外，也得充作台語翻譯，將醫生的話用很糟的台語翻譯給阿媽聽，還得安排如超音波或Ｘ光檢查等手續。

妹妹則比我更辛苦，有時得幫阿媽洗澡或在較隱私的身體部位幫阿媽擦藥，妹妹有時會嚷嚷「為什麼哥哥不來幫忙？」阿媽總是小聲的說「因為他是查甫耶！」

生活上阿媽也愈來愈需要被我們照顧，買菜時我都得跟著她，幫忙把所買的東西抬回家；家裡太重的太高的太危險的東西也由我和妹妹來負責；該吃什麼補充營養，該買什麼乳液好讓阿媽乾燥的皮膚滋潤以避免破皮受傷。不只如此，我總相信要讓阿媽更健康，身體的接觸，如：擁抱、親臉都伴隨著每天跟她談天說笑而進行著，如醫療專業的建議，這樣可以避免老人痴呆及促進身體免疫力，阿媽就像個寶一樣被我們給呵護著。

就這樣，照顧我們三十年的阿媽在年老後由我們孫子輩擔起照顧的責任。曾經有姑姑希望我們找外籍看佣來幫忙，但阿媽一口就回絕了，除了經濟上的考量，其實阿媽根本不願意變成晚輩眼中「沒用的人」，她這一生都那麼的有力量，也都是她在支撐這個家，這關乎著她的尊嚴及存在的價值，她無法將自己從「照顧者」退為「被照顧者」。

胡幼慧在《三代同堂的迷思與陷阱》中指出，台灣老年婦女的健康照顧往往落到非子非女的「媳婦」身上，且老年婦女也在缺乏公共托兒服務的國家政策中，成為帶孫兒的最佳代理人（胡幼慧，1995）。但在我們家，三代同堂一直沒有真實的存在過，我們四個孫子三十年來便一直和阿媽相處在一起，而爸媽則完全抽離出大安區的這個家。阿媽照顧我們孫輩，而我們現在則擔負起阿媽老年的家庭照顧者角色，無論是爸爸（兒子）或媽媽（媳婦）的角色都不見了，阿媽照顧我們這些孫子，我們這些孫子則照顧阿媽，爸爸媽媽是那另一個地方的人，只存在金錢及不斷叫我們去工作的人。 而對我及妹妹而言，我們卻成了三重的家庭照顧者，從長大懂事後，便要照顧二個弟弟，大一點後要照顧阿媽，而未來我們是否也要再承接住照顧我年老父母的工作呢？但照顧工作對我而言是必須建立在深厚的情感互動中，我連一個擁抱都無法給我的爸媽，那我如何可以那麼貼近的去照顧他們？我喜歡牽著阿媽的手帶她去醫院看病、上市場買場，但我可以這樣對待我的父母嗎？

我無法想像。